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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 作者提供
《中国历史地图集》作者提供
1983年，谭其骧（中）在葛剑雄（右）、周振鹤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作者提供
20世纪70年代，谭其骧（左二）与同事在一起工作。作者提供
学人小传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1932年起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兼任讲师，广州学海书院导师。1940年起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主要论著先后收入《长水集》（上、下册）、《长水集续编》和《谭其骧全集》。主编有《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等。
“锲而不舍，终身以之”是谭其骧的座右铭，也代表了他在学术和人格上的追求。
谭其骧从1930年开始研究历史地理。那一年，他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进入燕京大学跟随顾颉刚读研究生。1934年，他协助顾颉刚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以研究沿革地理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还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中国地理学会。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60余年，他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谭其骧1950年由浙江大学转赴复旦大学任教，至1992年去世，在复旦任教42年，其中1957年、1978年两度出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并长期担任历史学系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可以说，谭其骧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鞠躬尽瘁。
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1955年开始，谭其骧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倾注了三十余年心血，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使《图集》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权威著作。《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成果，以内容完备、考订精审、绘制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是谭其骧一生最杰出的学术贡献。
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如何理解和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就成了谭其骧和同事们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经过长期、反复的讨论和实践，他们最终确定的原则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同时确定：“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对中原王朝超出这一范围的疆域，也保持其完整性。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谭其骧在多次学术会议上对这一原则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边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为一谈。中国的边界决不能仅仅指中原王朝的边界，而应该包括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人民所共同缔造的。不仅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共同建设的，就是历史时期的中国，也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把中华民族各民族人民的祖先都看成是中国史上的成员，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鳄鱼配资，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的政权。
谭其骧的这一理论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确定了重要的原则，也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确定了空间范围。
《中国历史地图集》初稿完成于1974年，后陆续内部发行，1980年起修订，1982年起公开出版，至1988年出齐。这部书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7万余个地名。《图集》的完成，不仅充分显示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而且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指出：“解放以后，我国史学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谭其骧同志和其他同志领导之下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项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但它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领土的历史。”曾任美国亚洲学会主席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称赞：“编绘历史地图集是一件不朽的盛事，编绘这套地图集的同人们，将使全世界汉学学术界受益匪浅。”
1982年以后，已过古稀之年的谭其骧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这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水平更高的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于2013年出版，第二册、第三册已经基本完成组稿，进入设计阶段。
开拓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新领域
在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基础上，谭其骧对黄河、海河、长江中游水系在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以及上海地区的成陆过程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些新见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灾害防治、水利开发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还在涉足历史地理之初，谭其骧就注意到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例如，黄河下游水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不仅是政区沿革的重要原因，也是整个历史地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要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各种自然因素演变的规律，只依靠文献资料和传统历史学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
1955年，在一次学术报告的准备过程中，谭其骧把黄河有史以来的变迁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二期，指出黄河在前期决徙的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后期却决徙频仍，害多于利。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湖泊逐渐被淤塞。但同时他也发现，黄河的灾害不是一贯直线发展的。
1957年，在编绘西汉河北地区的地图时，谭其骧发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西汉河北水道的画法不符合《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又可以证明《说文》《水经》中有关部分存在错误。将这些史料综合分析，可见西汉时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是分流入海的，还没有像以后那样合流于今天津，形成海河水系。直到公元3世纪初曹操开白沟和平虏渠以后，才逐渐使各条河的下流淤塞，合流入海。虽然演讲材料已经数次加印散发，但直到1984年他才写成《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广泛运用，治理海河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人工开凿的水道将海河水系众水合流入海变为分流入海。
1973年起，谭其骧承担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主要编撰任务，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的历史自然地理专著。除了拟出黄河、长江演变的大纲外，他还对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进行了考察。这使他对长江、黄河的变迁增加了大量感性认识，最终完成了关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名作，这是谭其骧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进入成熟期的标志。
1975年，谭其骧在研究先秦时代黄河下游河道的位置时，发现《山海经》记录了数十条黄河下游的支流。与《汉书·地理志》《水经》及《水经注》中所载的河北水道作比较，这些支流的终点不同于后世，所以只要将这些支流的终点连接起来，就可以钩稽出一条径流确凿、远比《禹贡》详确的古河道。1978年，他将这一考订过程撰为《〈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
谭其骧进而考虑另一个重大课题：在西汉以前黄河究竟改道过了多少次？他根据考古发掘，发现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春秋时期，河北平原中部始终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其间既没有发现文化遗址，也没有城邑聚落的可靠记载，这片空白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消失。谭其骧认为，由于这片空白正是河北平原相对低平的地区，在战国中期黄河筑堤之前水道经常在这一带摆动。因为没有河堤的约束，每遇汛期，黄河不免漫溢泛滥，河床渐渐淤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改道，所以人们不会在这里定居。而在筑堤以后，经常性泛滥和频繁改道得到控制，两岸的土地才逐渐开发，大小居民点才会形成。因此他在《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一文中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汉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黄河下游在战国筑堤以前，决溢改道屡见不鲜，只是因为当时人烟稀少，黄河改道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很小，因而为一般古代文献记载所不及。《汉书·地理志》所载河道始见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并且是春秋战国时代长期存在的河道，《禹贡》《山经》二河形成较晚，目前无法决定二者的先后。春秋战国时黄河下游可能有东（《汉书·地理志》河）、西（《禹贡》《山经》河）二股长期并存，迭为干流，而以东股为常。战国筑堤以前，黄河下游曾多次改道，但黄河经流每条河道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约公元前4世纪40年代，齐与赵、魏各自在河的东西两岸筑堤，从此《禹贡》《山经》河断流，专走《汉书·地理志》河，沿袭至汉代。
为了正确显示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地貌和水系的变迁，谭其骧曾与张修桂等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献、考古和水文调查资料，对古代的云梦、洞庭湖、鄱阳湖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与传统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他撰写的《云梦与云梦泽》一文得出的结论是：古籍中的云梦乃是泛指一个楚王游猎区，包括山、水、湖、平原等多种地貌，范围也极为广阔。云梦泽只是其中一部分。先秦的云梦泽有三部分，但从战国至南朝已先后淤为平原，或被分割为更小的湖泊和陂泽。令人惊喜的是，湖北省的地质工作者通过大量钻探和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与谭其骧不谋而合。
谭其骧对历史时期水系演变和历史地貌的研究成果，不仅开拓了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领域，而且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范例，具有方法论意义。
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一直认为，历史人文地理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他自己早年的研究就是从政区沿革、人口迁移和民族分布等方面入手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大力倡导、推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开展。从中国实际出发，他特别重视研究文化的空间和时间差异，他在1986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一文中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理应包括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历史人文地理的重点是要研究历史时期文化区的界定和演变过程。
1990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了题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题报告。他认为：“要研究当代的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要认识当前中国的国情，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要研究当代中国的政区地理，就一定要了解历史政区地理。像县这一政区，已经存在了二千多年。有相当一部分县的名称和治所，二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现在一级政区中的主体一省，也已有了七百多年的历史；目前省级界线的基本格局在14世纪晚期就已经形成了。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就无法解释目前省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也就无法为未来的改革找到合理的方案。”在阐述了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后，谭其骧说：“尽管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还是要大胆地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最有希望、最繁荣的分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他觉得不能光提出问题，还应该以自己的积累，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内容，因而决定写一篇《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将此文作为上篇，另外撰写人口、政区、文化各一部分作为下篇。但在人口部分写完后，疾病便夺去了他的工作能力，这篇未完成的文章终成广陵绝响。
不遗余力建设历史地理学科
谭其骧在复旦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历史地理专业研究机构、第一个历史地理本科专业，还培养出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7月，以参加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编绘人员为基础，谭其骧在复旦大学创建了历史地理研究室，他本人以历史学系主任兼任研究室主任。
与研究室创建的同时，谭先生为培养历史地理专门人才，积极在历史系筹建历史地理专业。1959年和1960年两次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西北大学地理系引进19位本科毕业生，又增加了一位研究生和一位青年教师。1960、1961、1962年先后招收三届历史地理专业本科生，为历史地理学科培养了数量众多的人才。
经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1987年，该所的“历史地理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
1981年，复旦历史学系历史地理学等3个学科点获评国家首批博士点。1983年10月，谭其骧指导的研究生周振鹤和葛剑雄成为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之后，由他指导完成的数篇博士论文都是以历史人文地理为主题，已经出版的几种博士论文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视为具有开拓和示范作用。这些学生后来大多数任教于国内外高等院校，培养了大量历史地理专业人才。
1999年，以史地所研究人员为基础成立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在“985工程”建设中，史地所又成为历史地理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目前是国内研究人员最多、实力最强、研究方向最齐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机构，拥有一批学界公认的学科带头人。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谭其骧当年奠定的学科基础。
以历史地理研究服务社会
历史地理学科有不少方面可以为社会服务，在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只要是对社会有益，谭其骧经常会延后自己的研究计划，优先完成这些重要工作。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外，他尚有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前述对海河的研究即是一例，又比如，他对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方式变迁的研究为治理黄河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海陆变迁的研究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选址决策提供了参考。
20世纪60年代，谭其骧在黄河变迁史的研究中，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东汉以后，黄河出现了长期的安流，没有像西汉或者之前那样经常出现决口泛滥改道？对此，历来都认为这是由于东汉时王景治理黄河的水利工程发挥了持续的作用。谭其骧却发现，王景治河在黄河下游，而黄河多灾的主要根源是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所造成的下游泥沙淤积。且如果只讲工程实施的话，王景治河时间很短，工程量也很有限。传统观点解释力不足。他经过深入研究，特别是应用现代地理学的科学原理，得出了新的结论：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是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所以中游的土地利用方式，才是影响水土流失甚至黄河灾情的主要因素。而东汉以后，西汉及之前黄土高原地区已经开发的农田重新变成了牧地或荒地，客观上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作用，使得进入黄河的泥沙量大大减少，最终造成黄河下游河道的长期安流。
针对这一历史教训，他进而提出：要改变当代黄河中游的土地利用方式，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农、林、牧全面开发。改革开放以后，治理黄河就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在中游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做好水土保持，做好小流域治理，取得了黄河治理的成功，这充分证实了谭其骧这一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从1960年起，谭其骧对上海的成陆时间、成陆速率演变与人类开发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发表了《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等论文。
1972年上海准备引进一套大型石油石化设备，在金山卫建立金山石化总厂，拟选址在金山海滩上面，围海造地，建设厂区。然而海滩往往处于动态的坍淤过程中，这一选址是否安全，亟待回答。为此，上海市有关部门请谭其骧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参考。谭先生冒着酷暑到实地考察，又认真分析史料，展开研究，最后得出结论，从长时段海陆变迁的背景来看，这片土地正处于淤积的过程中，可以利用的土地还很多，厂区所选的地点是稳固的，安全性没有问题。半个世纪过去了，金山的现状证明了谭先生当年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100周年之际，回望谭其骧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作出的杰出贡献，既是对前辈学者的缅怀，对今后的学术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葛剑雄、孟刚鳄鱼配资，分别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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